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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
音乐美学的哲学属性及其学科定位问题
邢维凯;近年来,国内学界有人提出要把“音乐美学”与“音乐哲学”划分为两个不同的学科,并将“音乐哲学”作为新的课程,设置在博士研究生的课程系列中,以区别于硕士研究生学段已有的“音乐美学”课程。对此,文章通过历史与逻辑两方面的分析与论证,最终说明:“哲学—美学—音乐美学”三者为递次包含关系;“音乐美学”与“音乐哲学”,同实而异名,即同一学科的两种不同的称谓;将二者视为两个并列学科的做法,既无历史根由也无学理依据,且会给学科发展造成不必要的复杂与思想混乱。理论研究须秉持以问题为导向,本着“如无必要,勿增实体”的原则,在解决实际问题的基础上,尽可能清晰简洁地使用理论术语和学科名称,绝不能以发明新概念、创立新学科作为学术研究的目的。
媒介驱动下古典音乐市场的结构性转向
董峰;吕舒欣;郝贝灵;进入数智时代,古典音乐虽然并未完全摆脱“小众”视听的局限,但在激烈竞争的音乐市场中不仅拥有稳定份额,更因媒介赋能而受到更广泛受众的喜爱。基于艺术管理视角,文章从艺术生产、传播和消费维度切入,探讨中国古典音乐市场如何从以机构主导的精英化运营到以观众再组织为核心的包容性服务,最终迈向以数智技术重构为支撑的整合性发展;认为中国古典音乐市场演变遵循审美区隔、媒介创新与成本控制相互作用的复合驱动机制,且驱动要素的权重随时代变迁发生位移,至今媒介创新已取代审美区隔占据主导地位;这一转向对古典音乐市场的供需关系、价格机制及竞争格局产生着深入影响;未来古典音乐市场将在智能算法、大众审美和文化区隔之间达成新的平衡。
音乐哲学的学科渊源及其当代诠释
王次炤;音乐理论的历史充分印证出一个事实,即逻辑思维和哲学思考始终伴随其发展与深化。早期哲学家对音乐和艺术产生的思辨性认识,在无形中构成音乐理论研究的哲学品格,也成为音乐哲学逐渐走向音乐理论各个领域的思维基础。西方音乐理论发展的各个阶段,使我们看到了关于音乐的认识论、本体论、价值论,以及现象学、符号学等新兴哲学在其中的闪光点,其中绝大部分内容都围绕着本体论和认识论这两大哲学命题。音乐存在的本体论问题,关于音乐经验和意义的认识论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对音乐艺术的价值判断,和它在教育、文化和诸社会活动中的功能问题,是音乐哲学阐述的主要内容。
我国国有文艺院团改革政策的量化评价与启示——基于“政策工具—政策目标”的二维分析框架
许珩哲;练乃瑜;我国国有文艺院团改革是文化体制改革的核心组成部分,旨在激发院团活力、繁荣文艺创作、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文章基于“政策工具-政策目标”的二维分析框架,通过对46份国家层面政策文本进行政策目标维度、政策工具的配置与演进、政策目标与政策工具配置的量化研究,发现国有文艺院团改革的政策工具在总体配置上存在“重能力型与环境型工具、轻命令型和弱激励型工具”特征,且政策目标对单一政策工具有依赖性,在“政策工具-政策目标”二维交叉配置上存在协同度不强现象。文章认为,加强政策目标跨部门协同和前瞻规划,完善专项配套政策,优化工具组合,是推动国有文艺院团高质量发展的改革方向。
青年观众对岭南舞剧的形象感知研究——基于小红书网络文本的分析
冼嘉雯;刘心怡;谢大京;文章基于“认知—情感—整体”三维视角,运用网络文本分析法探究青年观众对岭南舞剧的形象感知,选取《醒·狮》《英歌》《龙·舟》《咏春》四部代表性岭南舞剧作品的小红书平台观众笔记为数据源,并运用Python、ROST CM6.0等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研究发现:青年观众群体对岭南舞剧形象的感知大多从个人感官与情感体验出发,经思考沉淀形成整体评价;不同地区青年观众的关注偏好与评价存在一定差异,初步显示广东地区观众倾向文化溯源,港澳地区观众侧重艺术审美,其他地区观众更聚焦国族情怀;整体上,青年观众对岭南舞剧形象感知积极且认同度较高。文章还结合观众反馈中反映的问题,从作品创作、品牌传播与文化连接等方面提出优化建议。
从莱蒂学说看“主题”概念的演变
鲁立;司怡珺;文章阐述了美国音乐理论家鲁道夫·莱蒂(Rudolph Réti)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主题”学说及其在西方音乐主题演进史中的历史地位。文章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总结了莱蒂“主题”学说的三大理论特色;第二部分梳理了“主题”相关术语及其属性在历史中的演变过程,由此确定莱蒂的“主题”学说在西方音乐理论史中的价值与意义。
弱化·重构·消解·新建:西方当代音乐的曲式演变路径
陈鸿铎;对于西方当代音乐中的曲式演进,一直以来个案研究较多,而整体性研究较为缺乏。针对这一现状,文章以弱化、重构和消解三个角度,从整体上就西方当代音乐曲式创新的演变路径进行深入探讨,提出并分析了“一体化结构”“偶然结构”“循环相位结构”与“时段结构”等四种新的结构类型。
广东汉剧的文化符号功能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路径
董波;盛川芮吉;梳理广东汉剧由“外江戏”南迁并实现在地化的历史轨迹,可揭示其在多层空间中的符号化生成机制及其对国家认同体系的贡献。研究发现广东汉剧以皮黄声腔体系、“中州古韵”舞台语言以及忠义家国叙事等构成符号特征,并形成具有中原“正声—正统”意涵的文化意象。在庙会、祠堂、城市公共文化空间和校园课程等各类场域中,该剧种通过仪式、情感与记忆的再生产嵌入地方共同体结构;在客家侨乡网络、国家非遗制度与数字媒介的共同推动下,进一步完成跨境延展与国家话语的再符号化,成为连接地方认同、国家叙事与海外客家华人文化身份的重要媒介。广东汉剧的符号功能所呈现的“地方—国家—跨境”三层嵌入结构及“多主体协同”的运作机制,将为传统戏曲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提供可推广的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
“符号森林”中的对立、转化与调和——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理论视域下巴赫赋格的深层结构
官宇;巴赫的赋格并非仅在声部间追求对位技法的精妙,更在结构层面展开了一场关于“对立—转化—调和”的深层叙事。传统的复调分析方法虽能揭示赋格的表层技艺,却难以解释动机材料如何在全局结构中经由派生与转化形成系统性的关联,并最终构建出一个严密有机的符号系统。借助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理论,文章以《D大调赋格》为例,引入“二元对立”“关系束”“材料树”等分析路径,从共时性与历时性交织的视角重新解读赋格内部的深层组织逻辑。通过对材料变体的拆解、重组与系统性梳理,揭示了巴赫在赋格中所构建的一套兼具对立性与统一性的符号网络,进而阐释其音乐叙事背后的文化思维与结构美学。